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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圈论》与科学的发展观(初稿)
2007-06-15 00:00:00
《黄氏圈论》与科学的发展观(初稿) 许盂和 《黄氏圈论》(以下简称“圈论”)是一部集宇宙学、哲学、生命科学和人体医学于一炉的新书、好书、奇书;是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件瑰宝;是黄传贵根据其先人自唐末、五代以来,一千多年单线传承、口传心授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定程度的论证而整理、诠释完成的一本具有承古创新价值的著作。特别是他在扉页上表达的高尚情操:“将世传《黄氏圈论》中对现代社会有启迪的部分整理成文,并公诸于世,变家宝为国宝,家传为国传,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终生的夙愿”。更令读者击节赞赏,肃然起敬。 《圈论》的内容极其丰富,体系十分完整,有些观点具有独创性,有些论述也颇为艰深,也有些看法值得进一步求证和商榷,一时难以理解和把握。笔者仅就《圈论》的有关论述与我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探讨,以说明其具有的社会价值和科学性。如有不当和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科学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自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总结吸取了我党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正确表述和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下面就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圈论》的思想来加以分析和解读。 一、关于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代中国就是坚持以人民为本,它和西方的“人本主义”(即把人看做抽象的生物的人)和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即“民贵君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着的人群共同体。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即是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 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发展与自然进化也有质的区别。社会发展不是纯粹的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主体——人的有目的地改造与创造对象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前,自然界中万物也存在着运动和变化,但这绝对不是经过人类干预的发展,只能是某种变化和进化。只有当人能创造工具,脱离了纯粹的动物界之后,社会的发展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是动物转变成人以后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运动形式,可以说人——人民群众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主题,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动因。而且人和人民群众也只有在社会全面发展中自身才能持续存在和全面发展。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人即人民。所以马克思说人(即人民)只有到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和自立的人——这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圈论》对科学的发展观必须“以人为本”的理解也是和上述观点完全一致的。它说:“天圈、地圈、人圈、人圈乃天地之灵圈也”。并明确指出:“宇宙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人存在才具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是物质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一切物的最高代表……人是天、地、物的综合产物。”(P184)这充分说明了人在自然、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圈论》在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上具有鲜明的辩证观点,它不仅承认“客观存在决定精神意识”。(P132)同时也指出“在一定时期或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意识同样能决定客观存在,特别是现代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意识的决定作用就越显突出,我国强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P133)可见,它充分肯定了人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无比重要的作用。 《圈论》还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具有“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即“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生命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它指出:“从小范围来讲,一个家庭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和发展起到精神进化发展的作用”。当然也包括逐代物质文明的进步。“从大范围来讲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升华是数以亿计人精神集合的最佳证明。然而,当前却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即“物质世界的高度发达,精神世界的高度滞后,两个世界的落差,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P220)因此,在我们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强人类精神世界的研究和建设,从而同步推进人类社会的“三个世界”共同发展。 由上可以看出:《圈论》十分鲜明地肯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是也只能是坚持“以人为本”、“人命为首”。它体现了以人(人民)为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离开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片面地空谈社会发展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甚至会走向人类愿望的反面。一旦体现人的“生命世界”都消失了,体现“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社会发展难道还能存在吗?破坏了人类社会“三个世界”协调、同步发展,只能带来人类的自我毁灭。 二、关于坚持全面发展 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步地推进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建设,逐步克服和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的三大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少数人富裕和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差别。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党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结论,因此,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争取国内的安定、团结和国际上的和平、稳定,把握机遇,不失时机地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才能振兴中华,更好地解决前进路上的矛盾、困难和问题,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全面推动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进步与发展。否则,经济起飞也不可能健康、持久。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内部构成的整体性和与外部事物的广泛联系。正是这种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全面和谐的对立统一,才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反之,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系的缺失与不和谐,必将导致事物的衰退、灭亡和转化。 《圈论》在它的全部论述特别是“天地八字”和“生命八字”中都十分突出地表达了这种事物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事物之间的广泛联系是事物的发展的重要条件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圈网”的特殊思维方式,它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它指出:“宇宙间万事万物有整体性又有可分性。因此,对各个小圈的认识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研究可分性、认识复合性,以‘小圈’认识‘大圈’是‘全息论’的精髓”。(P.47)它的结论是“只有以‘大圈小圈内外圈’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去认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才具有观念的整体性和综合性。”(P.48)这是客观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反映。 《圈论》的思维方式要求:“一开始就要从整体出发看待各‘圈’与‘网’的相互联系,‘网’与‘网’的相互联系……它们相互作用是什么?相互依存的前提是什么?相互制约的条件是什么等等……”(P.61)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组成部分都是不同的“圈”和“网”,它们都是相互联系、依存、制约和作用的。因此,我们在抓经济发展时,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圈内各部分的制约关系,如:轻、重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的依赖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圈外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甚至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依赖关系。这也是《圈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这种“圈”“网”相联的思想,不仅在“天地八字”、“生命八字”对于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认识中阐述深邃,而且在“图环命理图”关于“观病”、“识病”、“治病”等内外八圈中更为突出地阐明了全面观察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广泛联系,从而处理各种问题(包括经济、政治、……乃至治病救人等)绝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列宁曾说: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是最全面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是自发的,是在经济片面发展而不断产生危机条件下艰难前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哲学、经济学的双重反思批判下,逐渐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也不会自发带来全面的社会进步与繁荣,盲目崇拜GDP增长有可能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因而,提出了整体、综合、均衡发展的发展理论。1983年联合国就曾委托法国学者弗郎索瓦·佩鲁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强调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局部与整体、现实与未来的均衡、全面、协调的发展。由此,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的发展必须具有全面性的观点和《黄氏圈论》的“圈网”思维方式是完全正确的。 三、关于坚持协调发展 这是“科学发展观”中一个与全面发展相联系也有其特定意义的内涵。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等于各方面、各部门、各层次齐头并进,如影随形,亦步亦趋,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按比例、相配合以最最优化的组合方式向前发展。具体来说,至少要做到五个统筹兼顾: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此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良性互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温家宝在今年人代会答中外记者时曾经形象地比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就象一支舰队,它的前进速度不是看最快的舰只,而是要看最慢的,要用最合理的速度、率领整个舰队前进。社会的发展可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以是牵一发而全身不动甚至倒退。为此,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各个部门、要素等采取了及时利用经济、法律等杠杆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实现了逐年稳步快速增长,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危机,令全球瞩目。再例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矛盾,高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矛盾也是我国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问题,否则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绝大多数人的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前进一步。”这是一个很难打破的悖论。因为,认为社会贫富悬殊最合理的观点是自古至今的先进思想家们所一致反对的,同时任何“片面地认为合法拥有巨大或高额收入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径亦属于对当代社会的误解”。(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1987年)然而,这一悖论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不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相统一、相协调。主要措施是:首先要保障公民在竞争的起点、过程和规则上、机会上的尽可能平等,例如受教育和医疗的保障,城乡人民应当机会均等。其次要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扭曲的过低的合理合法收入要素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均衡价格水平,(例如:确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打击非法收入,逐步消除转轨时期大量出现的合法不合理收入(如行为垄断收入等);三是对总收入的高收入者,通过个人所得税体系进行调控,降低其总收入水平。四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所有居民(主要是贫困阶层)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使他们有一个最低的生活和安全保障。前二者是强调竞争起点、规则和机会的平等;后二者是强调结果的公平,以此来解决效率和公平,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矛盾。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层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通过社会领导者的合理协调、调控,大部分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通过立法程序,确定某种制度安排,妥善调整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这种安排就是走向和谐社会的相对的好的安排。可以说,协调各方的利害和矛盾,不断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对我党执政能力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严重考验。 《圈论》在这方面也有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它在“生命八字”和“医圈”的分析中就指出:“命为物、神、性的总和,它是生命基本的三要素,是构成生命产生、存在和发展所必备的前提和条件,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存在缺陷或发生障碍,必然会干扰生命的正常运转而导致疾病产生。”(见P209-221)因此必须找到人体器官、精神状态和性的最佳组合状态和平衡点;达到生命系统的全面协调,才能保证人的健康。它在论述“运动方式”和在论“力”中提出了协调“大、小圈”发展的四种“力”:即“调节力”、“修复力”、“适应力”、“利用力”对于我们观察指导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启迪的。它在论述“生命”时指出:“人的生命是需要内、外环境的,当外环境和内环境融为一体,生命就得以生存、得以发展。所以,‘内外合一命和存,内外失衡命离杀。’”(P236)可见只有使生命存在的内外环境协调,才能保证生命的健康和持续。否则,内外失调必然导致死亡。它说:“作为医生,在分析病性、解释病症,决定治疗方案的时候,应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机体的各部分都在一个“网”中,由于“网”的内在联系……在临床诊断治疗上就能思路清晰,顾全大局,更好地抓住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做到分圈施治。”(P349)这些医理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推动和协调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黄氏圈论》关于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必须协调、统一才能顺利发展的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一切事物普遍适用的运动模式“和存、相称、离杀、转归”中,特别是“和存为生”、“相称为长”中,它指出:“整体之所以为整体,是因为它内部结构的丰富性,多样化及协调性。整体得以建立,必然需要组成整体事物的各要素相互之间“和存”。要素之间的功能充分耦合,“和存”才能形成。”(P18)接着它指出:“事物产生之后,‘相称’就伴随着‘和存’同时出现,事物总是由‘不相称’到‘相称’,由‘相称’到‘不相称’,然后又从‘不相称’到‘相称’这样的规律变化发展,其运动的过程是由慢速到快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功能单一到功能的全面开发应用。”可见,事物各组成部分的‘相称’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也即是我们当前所倡导的‘和谐’,事物只有各要素之间‘相称’、‘和谐’、‘稳定’、‘协调’、‘平衡’才能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矛盾的同一性,然而一切事物内部矛盾中又同时存在着相互排斥、分离、失衡、不相称、不协调、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正是这种事物内部和外部矛盾的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才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它认为:在“多线条立体网络式”的事物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相互提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相称、动态平衡的自我调节机制,而维持这个调节机制的能量就是“中”,是“中”这一原动力所产生的对内对外的六种亲和力,即反应力、调节力、修复力、应激力、适应力、利用力,控制着整个事物的运动。”(以上均见P19-20)自然界的原动力“中”是自发实现的。在社会的运动中,是离不开社会主体——人的。所以社会的主体——人及其领导者、组织者,能否正确运用这“六种力”来协调社会发展各种因素,就是事物发展的关键,这也是“圈论”给予我们最有益的启示。 四、关于坚持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坚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从当代人同一空间来阐明科学发展观的话,那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则是从人类的代际发展关系上来思考科学发展观的。它的主要内容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友好,以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当前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又要考虑未来的需要,特别是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以保证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能一代接一代地持续下去。 作为一种战略思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的共识和选择。它的经典定义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是针对环境、资源、人口、外层空间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而提出来的。显然,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仅靠某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念和战略思维,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向这一目标前进,从我做起并不断地通过国际协商和立法从而影响整个世界。 这个问题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先贤们头脑中是早有思考的。他们首先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乃至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根据自己的国情,通过不同形式和阶段,最终消灭“三大差别”逐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以达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走向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同时每个国家、民族乃至全球都应把可持续发展做为自己的目标,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或保存最好的物质基础、自然环境和资源。使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一代一代的美好生活亿万代地延续下去。为此,我们应当提倡“代际关怀主义”的消费观,把对人类后代的需要、利益和权利的关怀作为本代人的最大幸福,体现本代人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象当前某些发达国家那样,为了本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和富裕生活,贪婪地掠夺和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由于自然资源不是为任何个人或一代人所独有,因此,每个人、每一代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对地球自然资源都负有合理使用和节约使用的责任,这不仅是一种节俭的美德,而且也符合人类代际公平的伦理原则,这种消费观具有适度、绿色和重精神生活质量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党提出的要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客体性地位,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去向大自然索取,这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反对人类理性至上主义,反对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把人看作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无所不为的绝对至上的主体,而把人以外的对象(甚至包括人本身)作为可以任意征服、改造、复制的对象。这种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承载能力,向自然界过度索取的做法,必将招致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难。例如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非再生能源枯竭、物种不断灭绝、疾病大规模流行……从而也将导致人类社会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有可能因争夺能源与生存条件等而爆发社会性灾难——如核战争、核军备竞赛、种族、文化、信仰歧视等从而导致人类社会自身的毁灭,这样,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恩格斯卓有远见地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三八三页) 《圈论》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论述。它强调:“万物有命”,“天、地、人、物密不可分。”(见第三卷导言)它说:“‘生命八字’强调人与自然、生命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作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还说:“逆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用其自然得利,伤其自然赐灾。”(P.35)“要想使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长久维持下去,就必须‘相生相克’,也就是说一事物对另一事物必须有着‘生发促进’作用;同时,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也必须具有‘克制约束’作用。否则,必然会导致事物的崩溃。”(P35)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为此,不仅人类自身要和谐相处,而且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更要和谐友好的相处下去。《圈论》十分愤慨地指出:“人类大面积地砍伐森林和破坏植被,造成了大范围水土流失,能够养水、储存水的土地减少了,严重破坏了水气大循环的关键媒介,水和气失去了正常循环,整个环境只能是燥热和干旱,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赖以生存的‘水、土、气’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气滞命弱为离杀,气绝命亡为转归’。近百年来,世界上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己达到数百万公顷,难以计数的河流和湖泊完全干涸或者断流,十几年来号称母亲河的黄河数次断流,早就暗示人类:生存危机已经开始。“(P.235)可见,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无异于自掘坟墓,遑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圈论》对此大声疾呼,但愿能更强烈地引起全社会、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破坏大自然必然会毁灭人类自己,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圈论》的忠告。 结束语 以上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及其理论根据的研讨,采用的是分析法。其实,无论是从科学发展观的主体还是客观性要求来看,人与社会、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主体来说,人与社会、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的。从它们发展的客观性要求来说,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三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人与社会、自然没有全面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没有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也决不会有全面的发展。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 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理论根据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圈论》的发展观,尽管其所使用的概念、用语不同,所观察的方向、角度不同,但都是对同一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正是这种矛盾双方和多方的对立统一组成多样化的事物。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见《矛盾论》)这种运动和变化,首先从事物的量变开始,此时事物处于肯定阶层即和谐的稳定阶段,随着量变发展达到一定的‘度’——即关节点,矛盾对立的双方就各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于是事物就发生了质变,也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产生了新的事物。接着新事物又开始了新的量变和质变过程,使事物由肯定走向否定,再走向否定之否定。即使没有人们去认识,顺应和利用这一规律,事物也会这样自发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由低级向高级运动。人们决不能任意发明、改造自然规律,只能发现、利用它。 《圈论》的发展观是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用自己特定的概念和逻辑来反映事物存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它提出了“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理论;提出了“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的事物共同的运动模式;提出了“圈”“网”相连全面立体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二个生命体、三个世界”、“万物有命”的泛自然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达到“天、地、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等等,其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创新的亮点,(在此不便大量引用、读者可阅读有关部分)其实,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圈论》的发展理论都是对同一客观世界的共同规律的反映,只是概念和提法不同而已。所谓“中”按我的理解就是“矛盾”,也可看作是我国古代道家的所谓“道”。它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无地之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等等,(见老子《道德经》),这些思想和《圈论》的提法不尽相同,其实质大体也是一致的,因为它反映的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就是一个,只是反映的深度、广度和正确程度稍有区别而已。以下这许多基本的哲学概念:如“矛盾”、“对立统一”、“中”和“道”,“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三”、“合三为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与“和存、相称、离杀、转归”等等,其实质大同而小异、并无原则区别。当然,它们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创新,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圈论”的发展观肯定具有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新发现、新思维、新观点。因为一代代人的认识总是随着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的活动不断前进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这也就是《黄氏圈论》及其传人给予我们极为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它对我国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 湖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许盂和 二OO七年四月二十日 (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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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氏圈论》“中生万物”的新宇宙原理
2007-06-14 00:00:00
试论《黄氏圈论》“中生万物”的新宇宙原理 张良骏 黄氏理论传人、云南南疆医院院长黄传贵,将其家族经一千多年单脉秘传至今的黄氏理论整理成书,在新世纪之初出版了《黄氏圈论》。《黄氏圈论》是一本讲宇宙、天地、生命、医道的书,是讲它们之间的生成、联系、变化、转归的书,它既是一部见地独到的医学著作,更是一部具有原创性特点的哲学思想理论著作。 具有原创性的“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 宇宙的起源,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类产生以后就不断地探索着这一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学说与理论。一千多年前的《黄氏圈论》的祖先从宇宙发生学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中生万物”,“中为物源”的论点,揭示了世界的本源和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的总规律。 《黄氏圈论》(第三)说:“中生万物,中为物源。万物归中,中为物极。万物有中,中为分合。”什么是“中”呢?黄传贵解释说:对“中”的认识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中”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与归;广义的“中”是指事物存在的“中”界,如阴阳之交“交”为“中”,阴阳之分“分”为“中”,东西南北“立”为“中”,夹江两岸“桥”为“中”,一分为二“分”为“中”,合二为一“合”为“中”,正负与零“零”为“中”,天地与人“人”为“中”,等等。《圈论》将“中”与“变”联系在一起。认为世间万物都在变,“变”必然产生新的事物,出现“生”。有“变”才有“生”,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归”。所以,“变”的起点是“中”,“变”的原因是“力”,“变”的结果是“生”,“变”的终点是“归”——“归中”。由此可见,“中”是万物萌发的原动力,是万物产生的源头,是万物存在的动态平衡点,是万物发展的依据,是万物存在的前提。 “中”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产生很早。早在《尚书》中,“中”字,就是指一种至高的美德。《尚书·酒诰》中有:“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是周公对康叔及其官员的诘词,意思是说:你们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动,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中正之德。在《尚书·盘庚》中亦有盘庚迁都告诫臣子“汝兮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的话,这里的“中”即是中正之德。所谓中正之德,就是行事不要有所偏倚。 在《易经》中,“中”字又常和其他字联用。如“中道”、“中正”、“中行”、“中节”等。这些概念总其义都是认为,人有中正之道德,不偏不邪,无过无不及,则为吉利。 孔子继承了《尚书》中的有关思想,首创“中庸”。在《论语》中,“中”与“庸”开始联用:“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以“中庸”为一种理想人格的崇高德性。《论语·尧日篇》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里的执中有恰到好处的意思,在孔子看来,“中”是事物的适当标准,超过这一标准,就是过,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就是不及,过犹不及。孔子的“中庸”要求人们不偏倚一端而执中。《礼记·中庸》十分推崇“中庸”为至德,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有审察两端,于其中确立“中”这标准而用的意思。 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也是人处事准则,是法天地而确定的“人德”。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经典中“中”的概念,更多的不是宇宙总规律的概念,没有进入最高哲学范畴,而是进入人生领域的哲学概念,是一种道德原则,或是道德生活的思想方法。 《圈论》首创性地提出了“中”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提出了“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命题,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中”,“中”产生了天地万物。这是对“中”的解释和研究的一大推进,也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究竟怎样理解“中生万物”呢?首先,《圈论》认为“中”是客观存在的,是普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圈论”的传人对“中”曾这样描述过:什么是“中”?比如车轮,轴心一点便是“中”。无论车轮怎么转,正转,反转,快转,慢转,中间那一点始终没有动,那没动的一点就是“中”。没有“中”,轮也就不存在了,只能叫做“圈”或者“环”,而“圈”或者“环”没有中心也同样是不能存在的,只不过它的中心不是“轴”而是无形的“中”。“圈论”认为,“生者为中,死也为中”。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存在“中”。“中”在不同事物中的状况、表现是不同的,但“中”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绝对的。 其次,“中”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圈论》认为,“宇宙万物的产生都是成对出现的,无独有偶。有正必有反,有物质就必定有反物质,有引力就必定有斥力。与此同时,事物还被赋予了原始的固有的特性,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相斥与相吸就是‘力’的体现,是推动事物运动变化最终极的原因。”(《圈论》第147页)宇宙的形成,自然的变化,历史的变迁,生命的始终等等都是力变的过程。所以,“力”就是宇宙的生命。“力”是与“日月同生,与天地共存”的,是事物先天固有的,是后天物化的,也是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圈论》认为,“力”具有“阴阳”属性,并且“阴阳力”是合一的,而以“中”为母。它们之间此消彼长,往返无端,相互运转不息,常转不止。“力”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始终伴随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力”推动了事物的运动,真实地体现了事物产生发展毁灭的全过程。 再次,“中”是矛盾体的本质内核,并由其推动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圈论》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事物的内部——内核,也就是上面讲过的事物内部的阴阳力,相斥相吸力。“中”是动因,是起源!“中”是结果,是归宿!“中”产生事物后,并未因事物的出现而消失,它继续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直至“转归”。“转归”为“中”,这意味着事物的“返本复初”,同时也意味着事物的循环不息。当然,这样的“返本复初”已经不是简单的回复,它已经具有量的区别和层次的不同。由于“中”的规律性作用于万事万物,事物才具有其规律性,可认识性,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 黄传贵在整理黄氏祖先“中生万物”的理论时,将其与现代宇宙发生学联系起来思考。他认为现代宇宙中心爆炸起源说的观念和“圈论”“中为物源”的思想完全吻合。“万物有中,中为物源。中分无穷,无穷合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中”开始裂变,呈几何级数发展演变,无限可分,进而产生无穷的事物;无穷的事物又可以无限聚合,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从一种生存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生存状态;最终又“转归”为“中”,体现了物质不灭的规律性,如此周而复始,完成宇宙间大循环的过程。这是对黄氏“中生万物”论的丰富与发展,进一步阐释了“中生万物”的内涵与意义。 《圈论》论证的“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各种形态的唯物主义都力图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揭示它的本原,寻求解释世界复杂事物和现象的科学答案。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古希腊和古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不同的哲学家或是把水,或是把火,或是把地、水、火、风看成世界的本原。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代表有中国的元气说和希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认为一切有形的物体是由元气或是原子构成的。《圈论》与这些观点不同,独创性地提出了“中生万物”的宇宙发生学。“中”不是某一种具体的事物,是事物存在的“中”界。“万物有中”,“中”自始至终存在于事物的内部,这是“中”的性质,也是“中”的规律。“中”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万物有中”,“中”是普遍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中”在不同事物中的状况、表现是不同的,“中”又有特殊性。《圈论》还深刻地指出,“中”是矛盾体的本质内核,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并由其推动矛盾体的发展变化。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和“转归”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中”。“中”是动因,是起源,推动着事物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从一种生存状态转变另一种生存状态,最终又“转归”为“中”。“中生万物,中为物源。万物归中,中为物极。”这种观点与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一致的。凡此种种,说明了“中”是事物发生与发展的总规律,是一个可以认识和感知的世界本源。这是从客观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的宇宙发生学,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新贡献、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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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论”与循环经济
2007-06-13 00:00:00
“圈论”与循环经济 张伟超 远在西方的哲学大师黑格尔说:世界是由无数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套小圆圈,循环反复,以致无穷。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的黄传贵总结传世家学推出《黄氏圈论》,认为“宇宙万物都可以用圈来表示、来界定。‘圈’是宇宙空间、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缩影。”联系今天我国所倡导和强调的“循环经济”,真是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从古人的“物质精神圈”,到黄氏的“生命医学圈”,再到今人的“生态经济圈”,让人遐思翩翩,感溉万端。在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日益得到各方重视。循环经济是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的活动,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观点与“黄氏圈论”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是有识之士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黄氏圈论》认为:万物有圈圈为界。“圈”有六大特性,即存在性、个体性、整体性、封闭性、复合性、可分性。这种对“圈”的深刻认识实质上是一种循环论,它将人的思维带入宏观与微观、已知与未来的世界。“圈论”的思想是对客观世界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惊人地一致。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然、经济、社会的循环是有深刻认识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有许多都具有循环理念。例如:《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周易》提出的世界结构模式为“三才者,天地人”、“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苟子在《天问》中写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管子·五行》篇中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都是指人类的行为要遵循自然法则;《礼记·中庸》提出“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阴阳学说是中国关于宇宙万物发生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其中“阴阳消长”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规律,符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五行学说则更进一步发展了阴阳学说。 中国5000年的农业耕作史,土地连续利用,复种指数很高,但是地力并没有消失和枯竭,许多耕作体系至今还在使用,说明作为经济基础,可充分利用自然力的“自然循环经济”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时说明,循环经济的基本形态是“自然循环经济”,是从掠夺式的原始农业中发展出来的,经历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化,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国传统农业是以集约方式经营管理的,是以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来保持地力经久不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据循环经济的实质,以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来进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属于“自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地力常新壮”是古人对“自然循环经济”最精辟的理解和操作之一。中国古代农家肥料差不多包括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是古代人利用可再生资源实行循环农业生产的创举,如:清《知本提纲》提出“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用草粪和泥粪,黄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骨蛤,高燥地用猪粪”,等等。在人畜粪便直接利用的基础上,在自然循环经济的驱动下,如今又发明了沼气技术,形成了我国南方“猪—沼—果”的生态农业模式。孟子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贾思勰提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的先进农业观点和“周而复始,永世无穷”的森林经营径级择伐法和轮伐法,等等。我国古代形成的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农林牧渔复合经营模式种类颇多,珠三角地区在唐代就形成了生态农业的“桑基鱼塘”模式;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的“农—桑—鱼—畜”相结合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中原地区最近几年形成的粮、棉、林、草、药、禽、菌为一体的产业复合经营模式,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充满生机的现代循环经济类型。诸多经典论述说明,古人通过生产实践早已意识到掠夺式原始农业的弊端,对早先的“自然循环经济”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广泛的实践,只是没有使用“循环经济”这个词语罢了。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始了对资源进一步的掠夺式开发,出现了传统工业化“大量开采、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循环经济也初露端倪——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一章中已经描述了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来的循环经济:“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化学的进步,发现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可见,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马克思的这些真知灼见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代循环经济理论是由美国科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他在“宇宙飞船理论”中提出:地球如果不想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就要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2年在巴黎发布的《全球环境综合报告》着重指出:“除非大大减缓资源使用,推行循环经济模式,否则到100年后的2100年,地球温度将比现在上升6度,必然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贫瘠、空气污染、水极度缺乏,食品生产减少和致命疾病扩散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可以在循环经济中得到双赢;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上,才能有效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决定,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中国学者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人类使用的物质将达到完全循环,最终实现人类未来必然要发展的一种理想经济形态”——生态循环经济乃至循环型社会。还提出了“人类循环经济的发展成功的五条标准”:①人工合成和生产满足人类各种活动所需功能的全部初级原材料,完全停止自有人类以来从地球上开采矿物质的历史;②人类活动的一切最初驱动能量来自于,且仅来自于太阳;③各种生产和经济过程所需的物质达到最小化;④各类物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在数量上低于环境容量,在毒性上小于动植物阈值;⑤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包括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达到人类期望值。 二、“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是我国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 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应该把“圆圈”或“循环”的思想作为我国实践循环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 在我国,“圆圈”或“循环”的思想或循环经济的理念已超出环保业的范畴,并成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经济概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发展循环经济可能是提供这一超越的机会。国务院为此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循环经济促进法》列入立法计划。 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之争由来已久,有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垃圾经济概念,即如何处置废物;有的认为循环经济是指发展经济的一种战略,或是一个新型的工业化过程,或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循环经济具有多学科交织、跨行业共进的架构特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方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操作已发展得非常复杂,一个企业的物质流、能量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等循环经济的数据及相关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的禀赋不同、市场配置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关联产业的成熟度不同、体制和文化不同,循环经济的表现形式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虽然采用“循环经济”这个名称显得过于宽泛,而且理论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循环经济公认的定义、明确的边界和相应的区分标准,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圆圈”或“循环”的基本理念是怎么也不会变的。循环经济的实质,是含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这样,就为我们从“圆圈”或“循环”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上去认识循环经济,从“为我所用”的角度去掌握循环经济创造了条件。 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循环经济可以定位成为统领生态农业、清洁生产、节约型社会等众多次级概念的“纲举目张”的基本概念,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和落脚点,完全可以取代以GDP为代表的速度经济的基础位置。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认识和实践循环经济,可以将其区分为“自然循环经济”和“工业循环经济”、“主动型循环经济”和“被动型循环经济”等几种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可以反映循环经济的本质,可以体现“圆圈”或“循环”的基本理念。 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切忌“唯洋”,拘泥于对西方循环经济理论的诠释,照搬西方循环经济的操作模式;切忌“唯上”,看不到人民群众无限的创新能力,看不到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自然循环经济”贯穿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始终。充分利用“自然循环经济”,不仅是中华祖先的优秀传统,也是“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的循环经济学理论,循环利用物质是循环经济的唯一属性,并将循环经济运行的特征定义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首要因素是“减量化”。深入分析这一原则间的关系后不难发现,“减量化”是对“再利用”和“再循环”能力不足的被动对策。只强调物质上的循环而不管财务状况优劣的循环经济,多数不能形成资本循环,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地实施,所以西方还将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循环经济称为“废品经济”、“垃圾经济”和“静脉经济”。对于“只循环,不经济”的模式,需要大量的外部条件配合才能得以实施,属于“被动型循环经济”范畴,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实施这种类型的循环经济。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必然会受到原有体制和市场主体自利性的强烈反抗。“被动型循环经济”与“末端治理”一样,均难解决“环保投资不足和资金效率低下”的环境治理“瓶颈”。因此,应建立“既循环,又经济”的经济运行模式,即“主动型循环经济”,将“垃圾”这个“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置于“可实现经济效益的资源”位置。这样,西方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将被中国式的“资源化”扬弃,物质循环的“唯一性”将升华为“资源”和“资本”的双重循环,环境污染成本的“外部化”和“内部化”将得到统一。我国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许多“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并不需要特别高深的技术和特殊的外部环境支撑,即可做到在“变废为宝”的同时提升经济效益,可以常规方式得到投融资;发展“自然循环经济”,主要是优化循环经济的工艺组合,通常不需要投入巨资即可见效;有些“被动型”的“工业循环经济”项目,在改为“自然循环经济”模式后即转变为“主动型循环经济”。只要按照“圆圈”或“循环”的理念,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践循环经济,我们就能创造更多适应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以“圆圈”或“循环”的思想为指导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以“圆圈”或“循环”的理念为指导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要按《黄氏圈论》所提倡的“圈圈”理论那样,注重生物圈、经济圈、社会圈的系统性、全面性、一致性或和谐性。以求实精神发掘中华文明的精髓,以创新精神兼收并蓄西方经济理念,全面、深入地研究循环经济的内涵,完善“有中国特色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用以指导循环经济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循环经济是渗透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中的经济行为,需要广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来完成。应该增强全社会循环经济意识。包括树立节约观念、立足本地实际,开源与节流并举;倡导绿色消费,主张适度消费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传统和现代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多数是自发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应以满腔热情将其发扬光大。应确立“自然循环经济”的地位,发展的重点是优化循环经济技术路线的组合并大力提倡。应发展“主动型循环经济”,既不需要国家财政花巨资去推行,又可形成政府积极推进、市场有效驱动和企业自觉参与的机制,是循环经济与现实经济形态的结合点,应明确这个环保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新工业园区建设,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树立资源节约型产业结构。 循环经济走的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循环经济需要良好的技术支持。污染物的净化处理,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获得技术上的可行性。有时候,环保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可以直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然而,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具备内在动力和激励机制,去“说服”人们不断探索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技术作为工具,只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时,才爆发出惊人的效益。很难想象,当人们在观念和利益上都并不认同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会因技术的变化而自动出现。现实之中,一些地方与企业对高效而清洁的技术置之不理,而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却钟情不已,其背后缘由就在于理念和利益的错位使好技术也失去了吸引力而乏人问津。因而,关于“发展”的理念以及相应利益激励机制才真正决定着人们对于发展模式和技术应用的选择。我们应注重发挥、挖掘本地科研院所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开发消除污染物的环境工程技术和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提供节约型的技术,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加快推广资源节约利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器具。建设工业生态圈,组织开发和示范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等技术。 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进行循环经济的实践,要尽快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政府作为建立循环经济社会机制的主体,应逐步建立健全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确立必要的行政强制、经济激励和自愿行动的法律规范,形成由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框架。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一是要研究起草《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着重规定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明确政府职责以及经营者、消费者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上位法依据。二是要研究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规章,抓紧出台废旧家电、废旧轮胎、包装物等回收利用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管理办法,为各领域、各行业开展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提供具体的法律依据。三是在立法过程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成熟的制度和先进的经验,不断提高循环经济立法质量和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引导者,政府必须把握好理念推行过程中的利益平衡问题。首先,政府必须力戒急功近利的心态,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贪功心切,为求一时政绩,不顾当地实际条件,盲目上项目上工程,以致“吃了子孙饭”、“断了子孙路”。有人甚至辩解,此现象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保护之间固有矛盾的必然显现,在所难免。但细加分析,这种“情有可原”的论调实质上是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失衡偷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将私欲和主观上的错误、无能转化为某种客观上的“不得已”。“发展”和“污染”并不是孪生子,只是当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时,两者之间才有了人为的“必然”。所以,重在长久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两者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其次,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必须平衡好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经济人”,企业往往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行事,在外部约束条件欠缺的情况下,它们极有可能以侵害公众利益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利润。此时,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督者”的角色,划定好企业私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防止企业“损人利己”的行为。如果由于界限不清或者政府的偏袒而使公众利益受损,那么循环经济恐怕无从谈起,只能变质为极少数人的“循环利益”。当然,政府的监督职能并不排斥政府采取政策措施(比如财税杠杆)改变企业的成本—利益分析,激励它们走一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好路子。相反,这恰恰是政府拿捏好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体现。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研究制定有利于企业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网络的经济政策。 主要参考资料: 黄传贵著,《黄氏圈论》,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9 马克思著,《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 黄朝伟,发展循环经济四道难题待解,光明日报,2006-09-29 经文,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将加快,光明日报,2006-09-29 苏雁,循环经济铺就绿色和谐之路,光明日报,2006-09-29 钱建强,循环经济中的利益平衡,光明日报,2006-09-29 范小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光明日报,2006-12-25 解保军,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探微,光明日报,2006-12-25 张伟超,男,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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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一分为三的思维
2007-06-12 00:00:00
和谐社会与一分为三的思维 国防科技大学 张立民 到二O二O年,我国要建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谐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探寻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时,可以更多地把视眼投向中国传统哲学。 黄家医圈传人黄传贵先生集数十年之努力,发掘整理由黄氏先人(唐末五代人)创作、黄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家传哲学医学理论之大全的《黄氏圈论》,以生命为主线,以宇宙空间、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为平台,结合现实,议论纵横,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医学哲学著作。书中提出的“中生万物”、“一分为三”的观点极其深刻,对于我们理解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圈论指出:“三是万物最小的组合之数”(圈论第六);“三是任何事物最小的矛盾单位”;“任何事物都由三个方面组成,都可分为三个方面,都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P7)。这就是“一分为三”思想的基本表述。 很明显,上述思想是对矛盾观念的独特表述和理解。我们知道,矛盾也叫对立统一,但是,我们长期习惯用“一分为二”来理解矛盾思想,在现实实践中常用二分法、对立论来分析和解决矛盾。其实“一分为三”.是矛盾思想的更为贴切的表述,更符合辩证法大家黑格尔的矛盾思想。黑格尔在阐述事物因矛盾而导致运动变化发展时,是用“正反合”三段式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来描述的,他认为,事物的运动过程开始是矛盾的潜在(正),然后是矛盾的展开(反),最后是矛盾的解决(合),在矛盾的解决阶段,事物的性质特征好象是想潜在阶段事物的性质特征的回复。这同时也与黄家医圈的“中生万物”、“万物归中”的观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而“中生万物”“一分为三”的思想则是比对立思维更为和谐的思维方式。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谓和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指从和谐的视域出发,以和谐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揭示和谐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以追求事物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分为三”思维之所以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指导意义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符合上述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特征。以下从“一分为三”所具有的完美、稳定的特征,来分析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一分为三”使和谐社会具有完美性 完美性是和谐社会的一个要求。通常“一分为二”的二分法强调一个事物分为正反两个方面,其思维结果往往是非此即彼,这跟我们把矛盾仅仅归纳为对立,或特别突出强调斗争有关。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使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坚定了人们通过斗争、竞争而促进发展的信念。在这样的理论思维方式中,对立、斗争比和谐、统一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和谐虽然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由此,矛盾、对立、斗争被看成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发展与通过对立、斗争解决矛盾等同起来。 可是,从哲学上来说,“一分为二”中,笼统的、混沌的那个“一”(“中生万物无限小”)分成对立的“两”,但是对立的两同时也是片面的,贫乏的,依然处于紧张的对立竞争关系之中,其地位极不稳定。现实社会发展中,这种两极对立的结果往往是其中的一极得到超常发展,而另外的一极(可能是多数事物)则被边缘化,造成社会对立冲突。显然,这是一个不完美的状态,只有把它变成“三”以后才是最完美的。 圈论中讲到“三是万物最小的组合之数”时解释到“这里的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三,而是数理的三,哲学意义的三。它应该这样演绎:中首先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阴阳,成形时,或者说成为一个整体时,其内部就有了三个方面,那就是彼此对立的阴阳和中。中是绝对的,因此,这个中既具有原始中的信息,又具有裂变后自身的性质”(P6)。就象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指出的,处于否定之否定阶段(“万物归中”之“中”)的事物,由于汲取了肯定(阴)和否定(阳)两个对立事物(方面)的精华,抛弃了其糟粕,而达到了圆满完美,完成了事物发展的一个圆圈。 哲学上的一和二都是纯。毛泽东曾经精辟地说过,我们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胜利?不在于纯,而在于不纯。纯就是不完美,因为纯意味着片面,单调。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和而不同、丰富多彩。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兼收并蓄,厚德载物,就是重视“三”的思维的结果。世界是多样统一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因此,和谐社会应当是和而不同的社会,也即多样性的社会,必须关注和认同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只有这样,和谐社会才是完满的社会。 “一分为三”使和谐社会具有稳定性 圈论指出“中生万物”,中是动因,是起源;中是结果,是归宿。中产生万物后,并未因事物的出现而消失,它继续支撑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直至转归,中自始至终存在于事物内部。(P8)中生万物无限小,万物归中无限大(P4)。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由我们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所以,党中央及其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中生万物无限小”之“中”,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固和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和能力,进而带领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结果则是“万物归中无限大”之“中”,是实现了的“中”。“中”的无穷反复就是通过“一分为三”实现的,“一分为三”的圆圈运动构成事物的稳定发展。 改革的深化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重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这就是由“中”生出的“万物”。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存在,必然带来利益主体间的矛盾、磨擦,甚至冲突。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即“万物”如何归“中”?是用对立、斗争的方式即“一”的方式来处理,还是用平衡和协调的办法即“三”的方式来处理?和谐思维要求建立博弈平衡的机制,从而能够协调各种利益,使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达到化解矛盾,政通人和,稳定发展的目的。 这就是所谓社会整合。社会整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手段,所谓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在保证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以社会公正、公平为准绳,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采纳各种长处的社会才可避免冲突或革命,才是稳定的社会,只有稳定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 要整合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思想上彻底消除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性”的思维定势。要整合社会力量,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度。 稳定不等于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的稳定是“死寂”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生动而有序的社会,既富有活力,也保持稳定;既包含各方面不同利益,又能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妥当。只有用“一分为三”的思维才能造成这样一种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和而不同、矛盾统一的社会。 《黄氏圈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视野所限,本文仅从其中一个观点出发,粗浅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相信待将来进一步研读后必有更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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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荣获“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
2007-06-07 00:00:00
热烈祝贺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荣获“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 热烈祝贺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正才 荣获“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 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原云南黄家医圈制药厂)是独具民族民间医药特色的民营高新技术制药企业,是黄家医圈(集团)的支柱企业,公司位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民办科技园内,投资3600万元的GMP新厂房已建成投产。公司致力于民族民间医药产品的开发研究,黄家医圈理论现代传人黄传贵主任医师根据其家传的彝药良方经过十多年的临床验证研制,于2002年获得两个国家级新药注册证书,其中复方鹿仙草颗粒(国药准字Z20025653)是国内最新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纯中药制剂;蜜桶花颗粒(国药准字Z20027607)也是国内首创治疗急慢性肝炎的彝药。这两种新药公司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已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受理号分别为:200510011054.9和200510011053.4)。2005年公司完成了三七粉、三七片、三七口含片等三个食品品种的企业标准制定工作,经专家论证后,得到了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药物研究所合作研究开发的治疗痴呆、弱智病的中药新药--菖蒲远志胶囊项目,得到了省科技厅的大力支持,被列为云南省省院省校科技合作计划项目,并得到了省专项资金的支持;公司委托北京中医药大学对具有增强免疫和辐射作用的保健食品“平福胶囊”进行了开发研制,目前该项目前期工作已完成,进入了专家审评阶段。于2005年初与德国有关方面合资在杜伊斯堡市成立了欧洲中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公司还积极参与了在德国汉诺威医科大学召开的欧洲中医药第三届国际研讨会暨首届养生保健经贸大会的筹组工作,大会得到了中德双方官方机构、社会团体、医疗机构以及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对欧洲中医药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黄家医圈的产品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在国内众多患者中享有盛誉,并得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患者的青眯。公司在香港注册了香港黄家医圈国际有限公司,在泰国建立了黄家医圈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杨正才,男,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中国商业职业经理人,高级经济师。现任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欧洲中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他曾荣获云南省政府2006年度星火科技三等奖,云南省民营企业300强企业家称号,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入选云南省科技人才专家库。同时兼任中国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云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立法调研员等职务。他所带领的云南黄家医圈制药有限公司1993年至2005年期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8个亿,产值2.5个亿,税收800余万元,资本增值率达到了1800%。杨正才同志在近十年间还先后多次到过香港、美国、东南亚、欧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考察我国中医药在海外的市场发展,并于2004年底在德国注册成立了“欧洲中医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他所撰写的《欧洲中医药投资发展项目建议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国际交流中心批准立项;近日,他又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巴登司塔福斯坦市政府签署了投资规模1.5亿人民币的“中国传统文化养生保健中心”《备忘录》,为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迈开了新的步伐。主编《云南黄家医圈》近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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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获奖名单
2007-06-07 00:00:00
第二届“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获奖名单 云南民营科技企业“双优”评选基本情况 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主办,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承办,国家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工商时报、科技日报、新浪网、中小企业在线、中国民营科技网、《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杂志、《中国企业家》杂志等共同支持的“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再度拉开帷幕,云南的民营科技企业又将踏上“走向全国、亮相全国” 的旅途。本着“为更好地帮助云南民营企业提升品牌和发展企业,更好地把云南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家推向社会、推向全国” 的宗旨,由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省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联合主办,云南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云南日报承办,举办“云南民营科技企业双优盛典”——第二届“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评选暨“2007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提名活动。 “云南民营科技企业双优盛典”本着“公平、公正、高规格、高质量”的原则举办。活动充分与新闻媒体协作,“最大化让社会各界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使参与评选的企业得到充分的宣传,使活动成为2006年底2007年初云南一次民营科技企业推广宣传盛会。 第二届“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评选计划评选出“企业奖”、“ 企业家奖”各50名,举办颁奖晚会,颁发奖杯、荣誉证书。在评选出的云南“双优”基础上,由评委会评选提名同时获得“企业奖”、“ 企业家奖”的15名参与全国“企业奖”、“ 企业家奖”评选。 第二届“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奖、 云南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奖”评选 企业和企业家报名条件: 企业: 侯选企业必须为在滇民营科技企业,其法人为中国公民。 侯选企业年销售额1000万以上(需完全真实的证明文件)。 侯选企业连续三年利润增长率平均不少于10%(需完全真实的证明文件)。 企业科技含量高、具有特别的创新力并具有良好市场发展潜力的,侯选企业条件可以放宽,参与评选。 达到侯选条件的企业均可报名参加评选。 企业家: 侯选企业家为民营科技企业的主要创办人或者领导人,任职3年以上。 具有较强开拓能力、创新意识和战略眼光,在领导企业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并取得优异成绩。 为人正派,善于学习,在本企业和当地拥有良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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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康复的癌症患者给黄家医圈送锦旗致谢
2007-05-22 00:00:00
一位安徽康复的癌症患者向黄家医圈送锦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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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医圈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2007年招生简章
2007-05-16 00:00:00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是经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省政府认定的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是云南省政府安排专项助学金资助的学校,对贫困的学生给予资助完成学业。学校先后荣获省教育厅教育教学质量优秀中等职业学校二等奖、《云南省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律与诚信建设活动先进单位》称号。我校“中医专业”评为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骨干专业,校长黄传贵为学科带头人。所开设的专业经省教育厅、省卫生厅全部验收合格。学校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占地面积150亩,校舍建筑面积6万余平方米。拥有549万元的教学实验设备,医药学实验室22个,多媒体教室6个,图书馆藏书14万余册,配有电子阅览室。云南南疆医院、昆明邦爱颈肩腰腿疾病专科医院、昆明康华医院是学校的附属医院,还有50多个县级以上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医院、药厂)。学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校生3000余人,学生遍及省内外,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学生毕业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中专毕业证书,还可领到省教育厅签发的《毕业生就业登记证》。中医专业毕业生有报考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护理、中医护理专业的毕业生通过护士职称考试合格后,同时注册“护士职业证书”;药剂、中药专业的毕业生可参加技术类职称考试。 云南中医药中等专业学校申报晋升国家级重点中专,省教育厅于2007年3月组织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评估专家组到学校进行省级复评通过,待报教育部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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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医圈》20集电视连续剧重播预告
2007-04-30 00:00:00
《黄家医圈》20集电视连续剧将于5月1日至5月10日下午2:40分在西安5套播出,敬请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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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惊四方,他能开出长生不老的处方
2007-04-17 00:00:00
[背景] 天渐渐破晓,淡青色的天空上镶着几颗残星。慢慢地,东方的地平线露出了一丝鱼肚白,渐渐变成了淡淡的玫瑰色,绚丽多彩。蓦地,旭日从地平线上露出了小小的一块,射出了万道光芒,映红了正在万米高空向北飞行的一架波音737型客机。 客机上坐着一位闭目沉思的老人,慈祥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惆怅,似在默默自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 一股突如其来来的气流,使客机颠簸了起来,打断了老人的沉思,老人睁眼向窗外望去,只见一轮红日已经升起,光照大地,那绵绵起伏的群山,那弯弯的河流,那山间飘浮的白云,千变万化,奥妙莫测。面对这鬼斧神工的大自然奇观,面对这无暇的美丽,老人的心灵瞬间为之一震,大脑一片清凉,脸上一扫惆怅的阴影,顿时精神爽朗,容光焕发,大彻大悟,在大自然硕大无比的怀抱中,人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微不足道,生与死已不再重要,生命来于自然,回归自然;精神来于生命,在生命回归自然时得以升华,得以再生,这才是我活着的意义,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这位老人正是身患绝症,从台湾来大陆寻医访药的原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明达(化名)老先生。陈先生是一位阅历深厚,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在台湾时,久闻大陆有一位凭家传医学治疗疑难杂症的神医,在攻克癌症方面,在致力于宏扬祖国传统医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声誉卓著。闻知后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心中仍存着一丝疑虑。近年来,大陆实施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避免地伴生了不少垃圾,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造就了多少狗盗鸡鸣之徒,目不识丁者,不学无术者,泼皮无赖者,甚至流氓打手都可成为风云人物,实在不敢恭维,这位治癌军医黄传贵是不是也是其中之一呢?还得拭目以待。直到有一天,一位刚从大陆探亲访友返回台湾的好友带回一本书,看到后这才消除了所有的疑虑,这本书就是《黄氏圈论》。这本书以独特的哲学理论阐述了宇宙的奥秘,生命的奥秘,比之传统医学上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更有独特之处,以此理论来诊病施药,精确无比,奇效无比。陈先生为“黄家医圈”这种博大精深的理论,独特的思维角度与论证方法所折服,特别是《黄氏圈论》中以“中生万物”为核心,“天地八字”为内容的新宇宙原理,这对擅长于社会学研究并有着重要贡献的哲学家、社会学家来说,无异于发现了新大陆,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萌发了欲知其精髓的心景。 原来,黄传贵这人不简单,是个奇才,可以肯定是个饱学之士,他精通医术,可治病,也许他还精通……可治…… 陈先生想着《黄氏圈论》的“天地八字”、“生命八字”,陷入了沉思……。 《黄氏圈论》认为,“中”是宇宙的发生学。宇宙间万事万物都产生于“中”,归结于“中”,其演变过程和运动方式是“和存、相称、离杀、转归” 。《黄氏圈论》首次将宇宙的空间、时间、运动、产生、发展、消亡、物种进化、人类、民族、宗教、意识、思维等最根本的问题统一于一致的逻辑目的上,并做出全新的科学性结论……。 新生命原理是《黄氏圈论》对生命的另一伟大发现。它提出了以“万物有命”为核心,“生命八字”为内容的新生命学说,并构建了自己完整的生命系统认识模型。“黄家医圈”就是在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哲学思想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医学领域的经验总结……。 “黄家医圈”认为,物神性是生命的三要素,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的三要素。物质是生命存在的基础,精神是生命存在的反应,性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物使性发育成熟,精神使性进化成长,性使生命产生和延续。疾病可产生于肉体,可产生于精神,也可产生于性。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必须审视物神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生命的产生、发展和延续,才能解释疾病的产生和转归。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知识,与一个国家领导人具备的知识是相等的。所以, “黄家医圈”认为:“精通三者能治国,了解其一可治病,天然盲医便杀人。” …… 对,一位先哲说过:“上医者,济世救民,中医者治病,下医者杀人或被人杀。”陈先生此时已经有八分肯定,这位远在中国大陆,未曾相识的黄传贵先生不仅精通医学,而且还精通社会科学,不仅可治病,而且可治国。如果真是这样,以“黄家医圈”独特的思辨方法和审视问题的新角度来观察社会,研究社会,解决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类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也许会产生突破性的发展,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能把我毕生对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与“黄家医圈”独特的思维角度观点相印证,也许会产生量的突破,质的飞跃,整体思想的升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对我来说,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那真是莫大的幸运,一日得道,此生幸甚! 对,无论如何应赴大陆一趟,造访这样一位军中名医,上者求友求医,中者求医,下者一无所得,扫兴而归。决心一下,几经周折,终于踏上了飞向中国昆明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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